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渗透到争议解决的每个环节。对于案件复杂、证据浩繁、专业门槛高的建设工程领域而言,这既是提升效率、挖掘案件深度的革命性工具,也伴随着数据泄露、算法偏见、程序不公等全新风险。
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最高法意见》)与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发布的《在仲裁中使用人工智能的规范指引(推荐文本)》(以下简称《仲裁指引》),该两份文件共同勾勒出中国在争议解决中应用AI的“规则蓝图”。
作为建设工程领域的法务或项目负责人,您如何理解这两份文件?在仲裁中,您的企业该如何趋利避害,甚至化技术为优势?本文将为您系统拆解。
两份文件一宏观一具体,共同确立了AI在争议解决中的基本行为准则。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把握其核心要求:
《最高法意见》 明确指出:“人工智能都不得代替法官裁判……司法责任最终由裁判者承担。”
《仲裁指引》 同样强调“责任自负原则”,要求使用者不得完全依赖AI,并对自己出具的包含AI生成内容的文书承担责任。
这意味着,任何试图用AI直接生成裁决结论或替代核心法律判断的想法,都是危险且违规的。
建设工程案件涉及大量敏感信息,如设计图纸、成本明细、内部批价单等,数据安全是生命线。
《最高法意见》 将“安全合法”置于首位,要求保障国家秘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
《仲裁指引》 的“保密性原则”更为具体,明令禁止将涉密、涉商的仲裁信息输入“未经授权的、不具备安全保障的公共人工智能平台”。
这为企业敲响了警钟:使用ChatGPT等公共AI工具处理未脱敏的案卷材料,可能构成重大违规。
《最高法意见》 提出“透明可信原则”,要求AI应用可解释、可测试、可验证。
披露鼓励:鼓励当事人在首次庭审结束前,主动披露可能对案件有实质性影响的AI使用情况。
事后救济权(第34条):若AI使用可能对自身权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有权书面请求审查并采取必要措施。
与诉讼相比,仲裁在AI应用上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自治性和前瞻性,这正是两份文件体现出的核心差异。
仲裁为AI创新提供了更宽松的试水空间。企业应更积极地探索在仲裁中合规使用AI。
软法/推荐性指引(第35条),效力依赖于当事人约定或仲裁机构采纳,灵活性高。
企业可将《仲裁指引》内容转化为己方优势,通过“事前约定”将其变为对己方有利的“硬规则”。
在仲裁中,您不仅需要关注仲裁庭如何使用AI,更需管理己方、预判对方的使用行为,博弈维度更多元。
侧重于具体行为指引与风险分配,创新性地规范了仲裁秘书行为、细化了复核验证方法等。
特殊性总结:仲裁因其契约性(尊重当事人约定)、保密性(对数据安全要求更高)和专业性(适合AI处理复杂工程问题),成为AI应用的天然“试验场”。《仲裁指引》的诸多创新,如防止“以AI验证AI”的循环验证、对仲裁秘书的“双轨制”规范,都直指仲裁实践痛点,更具前瞻性。
当AI成为仲裁参与者的工具时,建筑施工企业作为申请方或被申请方,可能面临以下全新风险:
风险场景:对方当事人提交一份由AI生成的、逻辑严密、数据详尽的《工期延误分析报告》或《工程造价评估书》,但其基础数据存在选择性输入或污染。
风险点:此类证据具有极强的迷惑性。《仲裁指引》虽要求标识,但对其“证明力”的质证极具挑战,需从算法逻辑、训练数据源等专业角度切入,门槛极高。
风险场景:仲裁庭使用某款法律AI进行类案检索,该算法因训练数据以某类判决为主,系统性推送了对某一方(如发包方)更有利的裁判观点。
风险点:这可能导致仲裁庭在无意识中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违反“公平公正原则”。而仲裁庭的“自由心证”过程本就难以挑战,叠加算法黑箱,使得发现和证明这种不公更为困难。
风险场景:对方代理人在庭审中,实时利用AI工具生成针对我方证人当庭证言的质询问题,或针对我方新观点的反驳论据,而我方毫无准备。
风险点:这可能构成“证据突袭”或“辩论突袭”的智能升级版,损害我方的程序性权利,违反《仲裁指引》鼓励披露的精神。
风险场景:仲裁庭或对方当事人使用第三方AI服务处理案件材料,而该服务商的服务器位于境外,或其隐私政策存在漏洞。
风险点:即使己方严守保密规定,案件敏感信息仍可能通过其他参与方使用的不安全AI工具链发生泄露,且责任难以追查。
面对AI赋能的仲裁新时代,被动应对已不足够,必须主动布局。以下是分角色的具体行动方案:
证据组织:使用可靠的本地化AI工具,对海量工程日志、邮件、签证单、会议纪要进行时序重构和关联分析,自动生成清晰的“事实图谱”,让复杂的工程叙事一目了然。
损失计算:利用AI辅助核对工程量清单、造价软件数据,进行多方案比对,使索赔金额的计算过程更精确、可验证,抵御对方挑剔性质疑。
文书打磨:使用AI进行法律文书初稿撰写和语言润色,但核心事实与法律论点必须由律师最终把控。可将《仲裁指引》相关条文作为附件,展示己方合规态度。
约定优先:在新签合同或争议发生后,主动提出将《仲裁指引》的核心条款(如标识、披露、安全要求)写入仲裁协议或程序事项备忘录。
主动披露:在程序初期,即向仲裁庭和对方有限度、策略性地披露己方将使用AI进行法律检索和证据整理,塑造公开透明的形象,并促使对方做出对等披露。
要求全面披露:依据《仲裁指引》第32、33条,立即书面要求对方对其提交的或可能使用的AI生成内容,提供完整的使用记录、工具名称、模型版本及基础数据说明。
聘请技术专家:针对关键的AI生成证据(如鉴定报告),单独委托具有计算机和工程双重背景的专家,对其算法合理性与数据完整性出具质证意见。这是破解“黑箱”最有效的手段。
攻击证明力:在质证时,重点强调AI生成内容并非“原始证据”,而是经过算法加工的“衍生意见”,其证明力远低于原始合同、签字盖章的原始记录等,请求仲裁庭谨慎采信。
及时提出异议:若发现对方违规使用公共AI处理涉密信息,或AI使用方式可能造成不公(如算法偏见),应在程序早期即向仲裁庭提出书面异议,必要时依据第34条请求采取排除、重做等救济措施。
记录并申请撤裁:如仲裁庭对AI相关程序问题的处理存在重大瑕疵,且可能影响实体公正,应详细记录在案,作为未来可能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重要事由。
合同条款前置化:在未来的工程总包、分包合同中,增设“争议解决中人工智能使用附件”,明确约定双方可使用的AI工具类型、数据脱敏标准、披露流程及违规后果,从根本上掌控规则。
内部培训常态化:对项目、法务、造价团队进行专项培训,使其熟知《仲裁指引》要点,树立“AI工具须审核、涉密信息不上云”的铁律。
工具储备战略化:评估并引入一两款支持本地化部署、专为法律场景设计的AI工具,在安全环境中培养团队使用习惯,形成“人机协同”的新能力。
争议预防智能化:在项目执行期间,即可利用AI工具对合同履行数据(如工期、付款、变更)进行实时监控和风险预警,将争议化解于萌芽状态。
AI在仲裁中的应用已不是未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对于建筑施工企业而言,这份《仲裁指引》与其说是一份约束,不如说是一张在新的竞技场中“智胜”的路线图。能否从被动遵守规则,转向主动运用和塑造规则,将是在AI时代衡量企业争议解决能力高低的新标尺。
为了促进人工智能在仲裁中的应用,规范使用人工智能的行为,防范技术风险,平衡效率提升与程序公正,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提高仲裁公信力,制定本规范指引。
针对人类定义的给定目标,产生诸如内容、预测、推荐或决策等输出的一类工程系统。
基于算法、模型和规则等,具有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生成能力的一种人工智能。
参与仲裁纠纷解决活动的组织与个人,包括仲裁机构、仲裁庭及仲裁员、仲裁当事人、仲裁代理人、仲裁秘书、仲裁第三人、证人、鉴定人等。
仲裁秘书包括仲裁庭秘书和案件管理秘书。仲裁庭秘书是指经仲裁庭指定为仲裁庭提供协助服务的专业人员。案件管理秘书是指经仲裁机构指派为其仲裁案件提供管理和协助服务的专业人员。
仲裁参与者应当了解所使用人工智能的基本功能和潜在风险,以审慎负责任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辅助仲裁。
仲裁参与者应当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复核验证,不得直接使用未经复核验证的内容作为自主决策的依据,以防范人工智能的技术风险。
仲裁参与者应当遵循人工智能辅助性原则,不得完全依赖人工智能,或由其替代人类进行决策。
仲裁参与者使用人工智能应当公平、公正,避免因训练数据、算法设计、应用场景等因素导致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仲裁参与者使用人工智能辅助仲裁,应当遵守国家关于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遵守仲裁保密原则。
仲裁参与者不得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敏感个人信息的仲裁相关信息输入到未经授权的、不具备安全保障的公共人工智能平台或工具中。
鼓励仲裁参与者以透明、可信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在必要情况下应当披露使用情况、基本功能及使用目的等信息。
在机构仲裁和协助临时仲裁活动中,仲裁机构可以积极利用人工智能辅助仲裁,以提高仲裁效率与质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场景:服务咨询、立案受理、仲裁庭组成、程序管理、裁决核阅、类案整理、法律检索等。
仲裁机构自主开发辅助仲裁的人工智能用于生成内容的,作为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标识义务。
仲裁机构从第三方引入辅助仲裁的人工智能用于生成内容的,第三方作为服务提供商应当履行标识义务,仲裁机构负监督责任。
仲裁机构应当通过制定规则、规范、指引等适当方式公开本机构在仲裁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以提升透明度。
在仲裁中使用人工智能,仲裁机构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数据处理者与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或使用者时,应当履行与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等相关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
案件管理秘书可以在为仲裁案件提供管理和协助服务中使用人工智能,且应当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功能和潜在风险,并对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复核验证。
仲裁机构应当在合理范围内对仲裁参与者在本机构仲裁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的行为进行监督。
仲裁机构从第三方引入用于辅助仲裁的人工智能的,应当在合理范围内对第三方供应商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
仲裁庭可以在仲裁程序中适当使用人工智能辅助仲裁,以提高程序效率与裁决质量。
(一)了解人工智能的特点、局限性及能力边界,理解其输出中可能存在不准确、偏见等问题。
(二)审慎对待人工智能的输出内容,不应将其视为唯一事实来源或绝对真实信息,应当对其输出结果的准确性、完整性、可靠性和潜在偏见进行独立的评估与核实。
仲裁庭应当勤勉尽责,不因人工智能的使用而怠于履行裁决职能,应当对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保持独立分析与判断。
(一)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案情摘要、法律研究、证据整理等任何输出结果,不应将其作为分析与判断的唯一或决定性依据,应当通过查阅原始材料、法律文本及其他可靠信源进行复核验证。
(二)不应仅使用某一人工智能的输出结果,去复核验证另一人工智能输出结果的准确性。
鼓励仲裁庭在首次庭审结束前,以适当方式就其使用或计划使用可能对案件审理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人工智能相关事宜,向当事人披露,并允许当事人就此发表意见。如果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反对人工智能的使用,仲裁庭应当考虑当事人的意见,可以就人工智能的使用作出相应的程序性指令。
仲裁庭秘书可以在协助仲裁庭工作过程中适当使用人工智能,应当遵循与仲裁庭同等的规范。
当事人可以约定人工智能在仲裁中的使用方式、范围和限制等内容,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应当了解所使用人工智能的基本功能和潜在风险,对在仲裁中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复核,并对内容的证明力负责。
当事人提交人工智能生成证据,应当作出明显标识并告知仲裁庭,提供能够评估其证明力的使用记录,以便仲裁庭对该项证据作出认定。
鼓励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首次庭审结束前,主动就其使用或计划使用可能对案件审理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人工智能相关事宜,向各方当事人及仲裁庭披露。
使用人工智能导致仲裁程序或裁决结果可能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当事人有权书面请求仲裁庭或者仲裁机构审查。仲裁庭或者仲裁机构可以决定采取必要措施。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仲裁规则另有规定,本规范指引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不属于仲裁规则的组成部分,不影响仲裁裁决的效力,不构成仲裁司法审查的依据。
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塑全球争议解决格局,从法律检索、文书草拟,到证据分析、裁决辅助,已悄然渗透至争议解决的全生命周期。作为国际争议解决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中国仲裁界在迎来技术迭代所驱动的效率革命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算法黑箱、数据泄露、裁判权隐性让渡等多重风险挑战。面对这一历史性变革,在《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国家顶层设计指引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课题组起草了《在仲裁中使用人工智能的规范指引》(推荐文本)(以下简称《规范指引》)。《规范指引》立足学术视角,分析中国仲裁发展实际,兼容国际最佳实践,旨在为仲裁行业提供“软法”规范的参照样本。
《规范指引》以“推荐文本”方式呈现,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学术的成果离不开仲裁实践的检验与校准,需要学术界与实务界协同参与、动态优化。唯有如此,方能在技术创新与程序正义之间寻求精准平衡,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引领全球趋势的数智仲裁发展之路,为中国仲裁公信力的提升与国际化进程注入持久动能。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使其在法律领域的应用呈现爆发态势。在仲裁实践中,仲裁秘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程序性文书生成与法律检索,仲裁员借助人工智能产品获得类案推送与裁决观点校验,当事人通过人工智能系统分析海量证据材料,这些场景已非纸上谈兵。然而,技术的双刃性同样凸显:算法偏见可能固化甚至放大社会歧视,训练数据的地域局限可能导致法律适用偏差,未经甄别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若直接成为裁决依据将侵蚀裁判权的专属性与严肃性,而敏感仲裁数据向公共平台的输入则可能触发保密性崩溃的系统性风险。现有法律体系对这些问题或缺乏针对性规范,或散见于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生成式人工智能管理等一般性立法,难以满足仲裁这一高度专业化、保密性、一裁终局性场景的特殊需求。
在此背景下,本《规范指引》的起草具有三重意义:其一,为仲裁参与者提供明确行为预期,降低技术应用的合规成本与道德焦虑;其二,在支持新技术辅助仲裁、维护仲裁程序公正,以及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防止技术滥用侵蚀仲裁公信力;其三,展示中国仲裁界开放包容而又审慎理性的技术立场,为国际规则制定提供中国智慧。
本《规范指引》借鉴并吸收了国内外争议解决领域的前沿探索成果。在司法层面,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率先确立了安全合法、公平公正等基本原则;新加坡最高法院、加拿大联邦法院等在2024年也发布了人工智能诉讼应用指引,对使用透明度、数据保护及主体责任等提出明确要求。在仲裁领域,英国特许仲裁员协会(CIArb)、美国仲裁协会(AAA)、硅谷仲裁与调解中心(SVAMC)、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维也纳国际仲裁中心(VIAC),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广州仲裁委员会(GZAC)等机构与组织近年来也纷纷推出人工智能辅助仲裁的相关指南或指引。
尽管制定背景与表现形式有所差异,但纵观当前全球相关文本与实践,已可见在人工智能应用于人类纠纷解决领域方面形成若干重要共识。主要包括:明确人类在决策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与责任的终局性;要求使用者充分认知技术局限,建立相应的复核与验证机制;鼓励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情况予以适当披露,增强透明性与可信度;警惕算法偏见可能对当事人权益造成的侵害,维护程序与结果的公平公正等。
在吸纳国内外成熟经验的同时,本《规范指引》立足中国仲裁的实践土壤进行创造性发展,集中体现在五个维度的制度创新之中。
《规范指引》创新性地明确了“鼓励使用原则”,以体现对仲裁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支持态度,从而不同于审慎保守与技术中立的立场。“鼓励使用”的目的在于支持仲裁参与主体以适当方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或工具,提升仲裁纠纷解决的效率与质量。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鼓励使用”并非仅停留于原则性宣示,而是渗透至对不同仲裁参与主体使用行为的差异化规范之中:第十三条明确仲裁机构可“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咨询、立案受理、裁决核阅等仲裁业务的多种场景;第二十三条赋予仲裁庭“合理使用”人工智能的权限,旨在提高仲裁程序效率与裁决质量;第二十九条支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约定使用”人工智能,以充分体现仲裁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此种“发展导向”的规范思路,意在引导仲裁实务界主动顺应技术变革趋势,同时通过建立明确的行为规范以消除使用过程中的潜在顾虑,为仲裁领域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升级提供制度动力。
现有仲裁领域的人工智能使用指引或指南多聚焦于仲裁庭与当事人及代理人的活动,本《规范指引》率先将“仲裁机构”开发、引入和使用人工智的行为作为独立专章予以关注,实现了规范对象的重大突破。这一创新源于对中国机构仲裁实践的深度观察:机构不仅是仲裁服务的组织者,更是新技术应用的主力军,也是风险管理的主要责任人。第十五条赋予机构自主开发或引入人工智能的权利,同时允许仲裁机构在必要时选择进行本地化或私有化部署,以切实保障核心数据安全,并灵活控制技术投入成本;第十六条明确机构的标识义务与监督责任,推动其从单纯使用者向服务提供者角色延伸;第二十二条更开创性地规定机构对其他仲裁参与者及第三方供应商的合理监督义务。这一制度设计将仲裁机构推向技术治理的前台,使其既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受益者,也是风险防范的“守门人”,填补了传统仲裁规则对机构技术责任规制的空白。
随着国际仲裁案件日趋复杂多样,仲裁庭使用仲裁庭秘书辅助程序推进的情形日益普遍,而中国仲裁实践则高度依赖机构仲裁秘书的工作,但既往仲裁领域的指引或指南都缺乏对秘书使用人工智能行为的规范。本《规范指引》第六条将仲裁秘书区分为“仲裁庭秘书”与“案件管理秘书”,并在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分别予以“双轨式”规范,以实现对中外差异化仲裁秘书体制的有效回应。案件管理秘书作为机构代表,其人工智能使用行为纳入机构的统一合规框架;仲裁庭秘书作为仲裁庭延伸,则需与仲裁庭遵循同等的审慎复核义务。这种分类规范既尊重了二者在任命方式、职能定位上的差异,又确保了责任链条的清晰可追溯,体现了对机构管理职能与仲裁庭裁判职能在人工智能治理语境下的有机融合与协同规范。
现有仲裁领域的人工智能使用指引或指南大多要求仲裁庭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复核与验证,但多为模糊性义务规定,未指明具体核验路径。本《规范指引》对仲裁庭的复核验证义务加以完善: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必须依据“原始材料、法律文本及其他可靠信源”进行复核验证;第二款明确禁止“仅以人工智能验证人工智能”的循环验证模式。这一正一反的规定,既确立仲裁庭“该做什么”的行为模式,又划定“不能做什么”的行为红线,明确复核验证的具体方法。该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针对大语言模型因训练数据同源性可能引发的“回声室效应”,直指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技术依赖式偷懒”倾向,通过细化复核验证以确保人工审核的实质介入,避免人工智能异化为“裁判的裁判”,维护仲裁裁判权的专属性与人本属性。
本《规范指引》将当事人权利保护置于技术治理的重要位置。第二十九条赋予当事人对人工智能使用的约定权,尊重意思自治;第三十三条鼓励当事人主动披露,促进信息对称;第三十二条对人工智能生成证据设置“明显标识+使用记录”的提交要求,保障对方当事人的质证权;而第三十四条更是突破性设立救济措施条款,明确当人工智能使用可能实质性损害当事人权益时,其有权请求仲裁庭或机构审查并采取必要措施。这一从“事前约定”到“事中监督”再到“事后救济”的权利保护链条,与第二十七条仲裁庭的鼓励披露与沟通协商形成制度呼应,构建了“权利—义务—责任”平衡的闭环体系。
毛晓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别法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司法部涉外法治专家委员会委员
【《在仲裁中使用人工智能的规范指引》(推荐文本)、说明、课题组来源于仲裁视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ballbet贝博